煤价下周要下跌？

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

不幸的是，基于数据和算法模型展开的数治，在技术上恰恰依赖对复杂社会事实的简化处理，也就是复杂性化约技术。商业机构搭车获取政府数据库资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公民的主体自治、身份权益、安全保障、平等权益受到巨大冲击。

以行政处罚为例，公开原则要求处罚的依据公开、事实公开、理由公开、结果公开，但在黑名单码治理等数治场景中，行政决定主要是通过数据处理和计算而自动化作出的，行政主体并不会向当事人公开相关依据、事实和理由。从行政程序维度看，传统行政程序所强调的公开、参与、程序公正、说明理由等理性化要求，在数治场景中遭遇空前的危机。数字技术在对行政赋能的同时，对相对人权利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法治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权力结构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追问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例如，在码治理场景中，即便健康码系统对个人作出错误决策，个人既无法在决定作出的过程中进行抵抗，也很难对其认为错误的决定进行挑战，只能按照技术系统的逻辑和指令采取补救性的措施。我们在不断强调数字赋能作为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逻辑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数字赋能的单向度、非均衡等效应。

在比较法层面，个人数据的公共信托数据合作社等模式已经对此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再次，从法治的价值之治要求来看，法治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保障。[49] 法律监督意指检察职权，检察权也就是法律监督权。

[53] 参见樊崇义：《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83、154-155页。虽然近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检察权的行使未必是法律监督，[56]但从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一基于权力视角的研究范式，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64]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一政治体制下的责任政治原理在内涵上发生了以下重要变化：政治责任的承担，除了不合于民意，还包括不合于党的主张。而制约一词本身也含有约束、限制、束缚、制止等含义。

然而，检察权并不能凌驾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之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制度上，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由于没有司法权威主导的法治传统，对法律的贯彻执行和适用，就必须设置一个安全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便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总体上来看，上述观点皆认为监督的基本含义中并不存在双向性的内涵，而制约的含义中则包含有双向性的意蕴。尽管监督和制约二者在语义上有共同点，如都表现为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但二者在内涵上并不相同。具体的职权上，则是旧瓶装新酒，承继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制度，基本不是履行监督权的。第三，法律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的执行与遵守。

[43] 参见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至民国时期，监督权专门由五权中的检察权来行使，而检察制度仍如清末修律之旧。然而，对于如何理解违法行为、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或狭义的法律的实施，却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因此，只有从责任政治原理关于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区分视角，才能明晰法律监督的责任内涵。

进入专题： 法律监督 权力监督 责任政治 政治责任 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权力制约与法律监督并不属于同一位阶，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62]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从政治责任中分离出来。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回应前述第二、第三种意见（应当明确区分制约与监督）及其理由呢？如前所述，认为应当区分制约和监督的意见，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1982年宪法第140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6条的规定导致了法院和检察院的互相监督。将法律监督等同于权力监督，其所遇到的核心问题是，检察机关对其他执法机关的法律监督与检察机关对其他组织以及对公民的监督如何区分的问题。[26] 王寿林：《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载《理论动态》2003年第1591号。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修正草案仍然确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此需要另辟蹊径，从责任面向对法律监督的内涵展开分析和讨论。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律监督等同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即权力监督。

[36] 参见杨立凡：《法律监督的内涵》，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37] 参见梁玉霞、沈志民：《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 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按照1954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中的部署，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建立重要刑事案件的侦讯及侦讯监督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监所监督制度等法律监督制度，尚未涉及一般监督制度。

这些学理论说，除少数成果采纳现代权力划分的理论，更多的是为了论证的需要，选择拿来主义。[24]有学者认为，监督与制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词可以做同义词使用。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18页。法律监督虽然内含有传统集权文化的控权基因，但在当今法治时代权力分工的背景下，必然需直面诸如法律监督权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力这类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制约和监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皆为控制、约束权力的一种权力行为，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12]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页。

[52]将检察权确定为法律监督权，这样的权力定位不仅符合检察权本身具有的多重属性，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机制内在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有效控制的重要保障。表面上看，在不考虑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情况下，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使得法律监督的内涵得以基本确定，即法律监督是一种针对违法行为、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或狭义的法律的实施的监督。

[40]难怪经历了20多年的讨论，至今仍无任何共识可言。诚如学者所言，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不是苏联检察体制的翻版，也不是西方三权鼎立模式的移植，而是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以实行法律监督为己任的独立发展之路。

对此，曾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和制约性监督，它丝毫没有凌驾于其他诉讼主体之上的单向的和绝对的权力。[48] 综上分析，造成上述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总是试图在检察权或法律监督权[49]的理论框架内讨论法律监督。

综上分析可见，学界从权力视角和字面含义理解法律监督的做法，虽然在智识上增进了人们对制约和监督的含义及其关系以及权力制约和法律监督的关系的深入理解，但由于犯了概念嫁接的错误，导致对法律监督的解释，不仅脱离了法律监督的产生背景，而且偏离了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制定及相关立法解释来看，我国法律监督的目标既包括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也包括法律的执行和遵守，这种目标设置具有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前苏联1936年宪法并未规定法制统一，也未规定遵守宪法）。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是通过一定方式将自身嵌入到国家结构的同时又保留自身相对独立性的政治体制。例如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监督等。

[47] 同前注[24]，蒋德海文。[46] 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履行各项具体权能在国家制度中整体功能的抽象概括。

明确这一历史性跨越的进步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有着特别的时代意义。徐显明：《论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

[42] 参见蒋德海：《坚持法律监督的宪法原则——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我国法律监督的趋向思考》，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18]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3页。